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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代史伶官传序原文及翻译

2020年09月15日 国学知识 ⁄ 共 4447字 ⁄ 字号 暂无评论 ⁄ 阅读 123 次

古文观止 卷十 宋文

原文

宋代:欧阳修

呜呼!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!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,与其所以失之者,可以知之矣。

世言晋王之将终也,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:“梁,吾仇也;燕王,吾所立;契丹与吾约为兄弟;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,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,尔其无忘乃父之志!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,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,请其矢,盛以锦囊,负而前驱,及凯旋而纳之。

方其系燕父子以组,函梁君臣之首,入于太庙,还矢先王,而告以成功,其意气之盛,可谓壮哉!及仇雠已灭,天下已定,一夫夜呼,乱者四应,仓皇东出,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,君臣相顾,不知所归。至于誓天断发,泣下沾襟,何其衰也!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?抑本其成败之迹,而皆自于人欤?

《书》曰:“满招损,谦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,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,举天下之豪杰,莫能与之争;及其衰也,数十伶人困之,而身死国灭,为天下笑。夫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,岂独伶人也哉!作《伶官传》。

 

译文

唉!盛衰的道理,虽说是天命决定的,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?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,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,就可以明白了。

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,把三枝箭赐给庄宗,并告诉他说:“梁国是我的仇敌,燕王是我推立的,契丹与我约为兄弟,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。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。交给你三枝箭,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。”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。以后庄宗出兵打仗,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,用猪羊去祭告祖先,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,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,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,等打了胜仗回来,仍旧把箭收进宗庙。

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,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,走进祖庙,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,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,他那神情气概,是多么威风!等到仇敌已经消灭,天下已经安定,一人在夜里发难,作乱的人四面响应,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,还没见到乱贼,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,君臣们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不知道哪里去好;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,抱头痛哭,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,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!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,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?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,都是由于人事呢?

《尚书》上说:“自满会招来损害,谦虚能得到益处。”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,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,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因此,当他兴盛时,普天下的豪杰,没有谁能和他相争;到他衰败时,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,最后身死国灭,被天下人耻笑。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,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,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,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,难道只有乐工(是所溺的成分)吗?于是作《伶官传》。

 

注释
伶官:伶,戏子,或唱戏杂技演员,现代的娱乐人员。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。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,不思于进取,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!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,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!
原:推本求源,推究。
其:人称代词,他,这里指庄宗。
庙:太庙,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。
从事: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。
一少牢:用猪、羊各一头作祭品。牢,祭祀用的牲畜。
组:丝带,这里指绳索。
抑:或者
逸豫:逍遥游乐,不能居安思危。
所溺: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。
乃:你,你的。
顾:看。
函:用木匣装。
忽微:极细小的东西。
纳:放回。
仇雠:仇敌。
《书》曰: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
及:等到。
所溺:沉溺迷爱的人或事物。

 

赏析

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。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。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,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——“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!”可谓立论鲜明,催人警醒,又具有论战性,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。前人曾评此句是“起势横空而来,神气甚远”。文章接着写道:“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,与其所以失之者,可以知之矣。”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,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。这一过渡句的运用,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,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,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。

为论证中心论点,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,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,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,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,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,以洗练的文字,沉挚充沛的感情,抑扬顿挫的语调,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。据说,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。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,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。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(辽太祖)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,结为兄弟,商定共同举兵讨梁。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,与晋成仇。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,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。李存勖兵精将勇,东征西讨,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,生俘刘氏父子,用绳捆索绑,解送太原,献于晋王太庙。公元923年,李存勖攻梁,梁兵败,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,李存勖攻入汴京,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,收藏在太庙里。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,为父报了大仇。但他灭梁以后,骄傲自满,宠信伶官,纵情声色,使民怨沸腾,众叛亲离,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。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,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,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,一褒一贬的抒情,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、落差感,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,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,正如前人说:“叙唐庄宗处,倏而英俊,倏而衰飒。凭吊欷歔,虽尺幅短章,有萦回无尽之意。”作者于叙事之后,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——“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?抑本其成败之迹,而皆自于人欤?”至此,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。

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,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,论证步步深入,立意层层递进。从“《书》曰:‘满招损,谦得益’”自然引出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忘身”的论点。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,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,反证此论,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,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,首尾呼应之势,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。文章写至此处,作者胸臆仍未尽抒,又进一步推出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这样一个论点,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,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。“忧劳”、“逸豫”、“忽微”、“所溺”皆为人事,因此,上述两个论点,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,又是其具体化。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,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,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——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,岂独伶人也哉!作《伶官传》。”此处以点睛之笔,阐明了作者写作《伶官传》,“善善恶恶”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,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。

此文写作特点除如上所述的构思精巧,结构严谨,论证透辟,层层递进外,文中语言的运用亦颇具特色。首先是感叹词句的多次运用,使文章一唱三叹。如开篇之首,作者即发“呜呼”之慨叹,此种开篇法在他的《新五代史》中屡见不鲜。依作者看来,五代如春秋,为乱世,可叹者甚多。除篇首外,作者于文中亦曾多次发出深沉的感叹,这样作序,是继承了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序文的传统笔法,于叙事,议论中夹着感慨,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见解和态度。或褒或贬,于欷歔中昭然可见,浓烈的感情色彩,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与说服力。其次,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特色,是既摒弃了骈文追求词藻华丽矫揉的浮靡之风,注重文字的平易晓畅,简洁生动,又吸取了骈文的长处,利用声韵和对偶词句使文章具有浓郁的诗的韵味,诵读起来,抑扬顿挫,琅琅上口,令人进入美的意境,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。作者在描述庄宗意气之盛时,语气舒缓沉稳,透着褒扬。而在叙述庄宗衰败之时,语气忽转促急,多用四字句——“及仇雠已灭,天下已定,一夫夜呼,乱者四应,仓皇东出,未见贼而士卒离散,君臣相顾,不知所归。至于誓天断发,泣下沾襟,何其衰也!“读来节奏明快,如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流畅中分明透着凝重哀惋,增强了感叹的气势。另外,对偶词句的运用在文中比比皆是,如盛与衰,得与失,天命与人事,难与易,这些对偶词句的运用,使文章韵律节奏匀称,文字简洁有力,哲理性强。

通观全篇,融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为一体,叙事生动晓畅,论证层层深入,感情深沉浓烈,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,倍加赞赏,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“千古绝调”,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“抑扬顿挫,得《史记》神髓,《五代史》中第一篇文字”。欧阳公之文风、政见与为人,于此文可略见一斑。

 

创作背景

欧阳修进入政界后,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,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,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,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。到了仁宗庆历初年,以王伦、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,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,屡败宋军。欧阳修、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,力图实行政治改革,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。在这种情况下,欧阳修忧心忡忡,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。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《旧五代史》 又 “繁猥失实”,无助于劝善惩恶。于是自己动手,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《新五代史》。

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,忧国忧民,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,关心时事,积极入世,坚决反对佛教思想,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。他有胆有识,奋发上进,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。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,不修武备,力主加强战备,改革时政。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,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,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,居安思危,防微杜渐,励精图治,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,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。

 

解读

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。作者认为,国家的盛衰,事业的成败,主要取决于人事,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。并扼要提出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等具体论断,精辟透彻,发人深省。

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,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,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,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。在写法上,则欲抑而先扬,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“壮”,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“衰”,通过盛与衰,兴与亡,得与失,成与败的强烈对比,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,使“本其成败之迹,而皆自与人”的结论,显得更加令人信服。

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,表达情见乎辞,篇幅虽然短小,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。

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,是五代的风云人物。李克用在临终之前,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,叮嘱切切。李克用死后,李存勖嗣位,他谨记父亲遗言,讨刘仁恭,伐契丹,灭后梁,建立了后唐政权。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,宠信伶人,不问国事。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,纷纷贿以财物,谋取私利。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,为伶人谗言所诬陷,竟无辜被杀。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,动乱接连而生,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.。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,忧心仲仲,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。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,提出了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的见解,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,可谓寄语深长,发人深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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